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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“旱鸭子”到“船王” 他只用了20年

来源:虎嗅网 2019-03-14
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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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“我生在中国,长在中国,我的根在中国。支持祖国四化建设,我责无旁贷。”

  作为曾经的“世界船王”,包玉刚始终拥有一颗不变的“中国心”。

  在灯红酒绿的商界里,他不抽烟、不嗜酒;勤俭建业、持恒健身。谈及成功的原因,包玉刚坦言有三点:首先是有自己的个性;其次是获得了银行界的信赖和支持;最后是与航运界及造船界人士有着良好的关系。

  1918 年,包玉刚出生于浙江宁波的一个商人家庭。 13 岁那年,父亲包兆龙送他到上海中兴学堂求学。过了一段时间,他又进入吴淞商船专科学校学起了船舶。抗日战争爆发后,辍学的包玉刚先后供职于中国工矿银行、上海市银行。

  1949 年,包玉刚和父亲一起前往香港创业。起初,他和父亲合伙做农产品进出口生意,从国内购买向外销售。后来,因为中央政府决定实行国家统办土产出口,包玉刚的生意做不下去了。彼时,他的父亲打算转型搞地产,但包玉刚却看中了航运。

  香港有天然的深水泊位和充足的码头,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自由贸易的优惠条件吸引了各地的船只。再加之二战后,世界经济复苏,各地之间的贸易往来增多。包玉刚以其敏锐的眼光捕捉到了这一难得的发展机遇。他坚定地认为投资船运业,必然大有可为。

  尽管包玉刚的父亲起初坚决不同意他搞航运,但最后还是妥协了。

  1955 年春天, 37 岁的包玉刚只身出现在英国伦敦的街头,开始追逐自己的海上之梦。买不起船的他特意跑来这里求助友人,结果遭遇一顿讽刺,朋友不但没有借钱给他还认为包玉刚疯了,大大地刺伤了他的自尊心。

  为了证明自己,空空如也的包玉刚回到香港后又立马跑到汇丰银行去贷款,结果工作人员再次给他泼了一盆冷水,人家压根不搞风险太大的投资,且不相信华人能经营好航运。

  屡次碰壁的包玉刚失落了,他开始有点怀疑自己。就在此时,有人建议他去找日本银行试试,这个偶然的提议最终让包玉刚获得了贷款。

  筹集了 20 万英镑后,包玉刚再次跑到英国,买回了一艘以烧煤为动力的旧货船,这艘船已经使用了 27 年,排水量也只有 8700 吨。虽然破旧,但包玉刚却像得了稀世珍宝一样,请人将它整修油漆一新,并取名“金安号”。

  一切准备就绪后,包玉刚正式成立环球航运集团,同时将“金安号”以长期出租的方式,转租给日本的一家船舶公司。

  2

  包玉刚开始从事航运的时候,香港和国际上的船东大都采用把船短程租用或“散租”的经营方式,视航运需求率而定租金。

  当业务兴旺时,从短期的眼光来看,这一经营方法容易获取较高的利润。然而包玉刚放弃了这种富有吸引力,但风险极大的“散租”业务,采取了完全不同于传统航运经营的长期租赁法。他把旗下船只以长期合约方式定期租赁,租期可分为三年、五年至十年,租户按月交纳租金。包玉刚的长租经营使他躲过了石油危机的考验,也躲过了使大多数船王遭受灭顶之灾的危机。

  买下金安号的第二年,由于苏伊士运河因埃及战争而关闭,航运费用猛涨。当年年底,金安号赚的钱,就已经够包玉刚买下 7 艘新船了!到了 1957 年的下半年,航运业出现萧条,运价跌到最低点,那些搞短期出租的船主,每天都要赔老本,只有包玉刚可以凭着合约稳收租金。

  这次低潮过去后,包玉刚又改变了方针,将新船长期租给别人,旧船留着自己经营。包玉刚对所属船队实行分权管理,每一条船就如同一个家庭式的公司,这样既可以节省管理成本,调动每条船的全体员工的积极性,使得在一条船亏损时不至于影响其他航船公司。

  据说希腊船王曾经十分看不起这种管理方法,但事实证明包玉刚的经营方式令人折服,于是这位希腊船王特意登门拜访。

  包玉刚稳健行事,把信誉比喻为“签订在心上的合同”,既讲求实效又从不急功近利。他与日本商界的关系很深,集团 90% 以上的船是在日本造的,他的船 85% 又租给日本的客户,日本人非常乐意和包玉刚做生意。每逢造船业淡季,日本船厂吃不饱、亏损大时,包玉刚宁肯自己吃些亏也去日本订船。后来生意兴旺,造船商忙不过来,不肯接单,但只要是包玉刚订的船,船商二话不说,立即命令船厂动工,为其造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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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六十年代初期,包玉刚同国际大石油财团建立关系,取得了世界石油海运市场中可观的份额。为了加速公司扩张,日本航运公司出面担保,使得包玉刚拿到汇丰银行的贷款。

  此后,汇丰银行与他的合作越来越紧密。1970 年,汇丰银行与包玉刚合资成立了“环球船运投资有限公司”,汇丰银行占股 45% 。其后,包玉刚又成立了“环球租赁国际有限公司”,其中汇丰银行股份达 37.7% 。在包玉刚集团中第二位的大机构“亚洲航业公司”中,汇丰银行也从中购得 10 万股股票。

  包玉刚利用银行的贷款,购买或建造船只,并以严格的制度,把船队管理得井井有条。到七十年代初,他成为世界最大的私人船东。希腊船王奥纳西斯曾说:与你相比,我只是一粒花生米。《财富》杂志与美国《新闻周刊》称包玉刚为“海上统治者”和“世界船王”。

  包玉刚以一艘旧船起家到撑起海上霸业,在世界享有盛名,只用了不到 20 年。他几乎没有失过手。期间,与英资、日资等各国商人周旋,百密而无一疏;其胆大心细,同时言必信、行必果,这种商人特质使他遍交天下。这个过程,包玉刚行走得如同一位深谋远虑,却手起刀落的商业侠客,令人称快。

  70 年代中期,包玉刚敏锐地察觉到:世界航运业已供过于求,便及时着手实行战略转移。在香港一家酒店,刚刚度过 50 岁生日的李嘉诚,秘密约见了 60 岁的“船王”包玉刚。

  两人迅速达成一宗交易,李嘉诚把自己在公开市场收购获得的 1000 万股九龙仓股票以 36 元每股的价钱,转让给包玉刚;作为交换条件,包玉刚协助李嘉诚从汇丰银行承接和记黄埔的 9000 万股股票。一个决定两家英资龙头企业命运的历史性协议,在华商两强低声细语中顺利达成。

  这只有几分钟的会谈,却成为半世纪以来香港经济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。它直接导致九龙仓从一家英资巨擘变为世界船王的家族企业,又间接促成了李嘉诚成功吞并另一家英资巨擘“和记黄埔”,可以说是华商在香港对于英商全面反击的开始,此后英方资本在香港的势力格局渐成溃败之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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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尽管享有“世界船王”的美誉,但包玉刚一生奉行的是“脚踏实地地工作,平易近人地待人,身体力行地做事”的处事理念。在与大海“抗衡”的数年间,他以精湛的业务素养、敏锐的国际视野、果敢的决策能力和锐意的创新意识,使华人成为世界航运界勇立潮头的佼佼者,并将个人事业同国家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。

  新中国成立不久,首次发行建设公债,包玉刚尽自己的财力,认购公债数万港元。改革开放后,他率先购买中国建造的船舶,推动了中国船舶的出口。并出资筹建了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、北京兆龙饭店、宁波大学等项目,带动众多海内外华侨参与新中国建设。

  为了祖国的稳定与统一,他还亲自在中英间搭建桥梁,担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,帮助制定和实施《中英联合声明》,协助香港主权的移交工作。

  仅 1981 年至 1984 年短短四年间,邓公就曾八次会见包玉刚,坦言:“你跟别人不一样,你是实干家,干实际事情的,不是只说不干的,欢迎常来。”

  1991 年 9 月, 73 岁的包玉刚因病在港去世,当时退休在家的邓公闻讯后深感震惊。他立即给包玉刚遗属发去唁电:惊闻包玉刚先生病逝,深为悼念。先生热心祖国建设,为实现“一国两制”身体力行,功在国家,希家人节哀珍重。随后他以“生前友好”的名义送去花圈,并派女儿专程赴港出席包玉刚葬礼,以表达他的哀思。

  随着岁月流逝,包玉刚所创造的辉煌奇迹也许会被人们逐渐遗忘,但他敢于拼搏、敢于奉献的精神却永远会被中国人铭记。

  “在这个国际性的社会里,生活方式、行动,都和从前不一样。但跳 disco 管跳 disco ,这不是问题,在商业道德这事情上头,还是老传统好。”

(文章来源:虎嗅网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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